这两天，一则社会新闻热度特别高，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实名举报导师性骚扰这件事。

梳理一下，事情很清晰——21日晚，人大博士王某实名举报导师王贵元性骚扰；22日上午，人大回应称，将成立工作组调查核实；22日晚，人大发布通报称，举报属实，对涉事人作出解聘和开除党籍等处罚；两小时后，海淀公安分局通报称，已依法介入调查；随后，当事人发声感谢学校从严从速处理。

从举报出现到校方调查核实，再到处理落地，时间没超过24小时。人大在处理此事上展现出的速度和力度，堪称全国高校处理舆情公关的范例。

但是，回顾同类型事件的处理流程，常到“解除聘用关系”就画上了句号。像这次先撤销教师资格，再由公安机关介入，可谓少之又少。连清华大学刑法学教授劳东燕都说，“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处罚最为严厉的一次”。

见微知著。对性骚扰、性侵犯这类发生在校园内的恶劣事件，就该以本案为起点，向教师中的败类，打出撤销教资、司法介入、畅通渠道的组合拳。

对有性骚扰等行为的教师，撤销其教师资格，有规可依。

2018年，教育部印发了三个《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其中针对高校教师提出，“不得与学生发生任何不正当关系，严禁任何形式的猥亵、性骚扰行为”。2019年，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推出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其中针对高校教师性骚扰学生，提出“一经查实，要依规依纪给予组织处理或处分，严重的依法撤销教师资格、清除出教师队伍”。2022年，最高法、最高检、教育部发布《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对性侵未成年人的教职员工犯罪，也做出了制度性安排。

可以说，为了防止教师队伍中的惯犯再披着“教师”的皮向其他人下手，也为了严防师德师风跑偏，相关职能部门已经尽力在筑牢篱笆。从中小学到高校，人群的全覆盖，也体现了上级部门对校园性骚扰“零容忍”的决心。

性侵不是小过，该付诸法律的，学校决不该、也不能护短。

向学生伸黑手的教师，不顾职业伦理、法律铁拳、学校声誉，明知不该为而为之时，早把师德师风抛到了脑后。对这样的败类，学校早一天将他们绳之以法、踢出校门，就早一天免除后患，尽快让校园回归平静、师生关系回归正常。同时，刑罚的附带效果，也能警醒更多心有想法而未付诸行动的人及时收手，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除了制度刚性、法律亮剑，畅通的投诉渠道也不能少。

回到新闻的时间线，有句话读来格外心酸。女博士生在转发消息时说：“如果消息扩散不出去，我就死路一条了。”这也让人对学校内部、教育系统内通畅高校的师德师风投诉举报流程，提出了更高的期待。试问，如果每一个学校都能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如果教育系统内有另一套行之有效的“接受-核查-反馈”处理机制，学生何至于在互联网上拿着身份证发声举报？

对教师中的败类重拳出击，将属于法律的问题交给法律，同时用畅通的流程机制将更多潜在的性侵类违规掐灭在初始阶段，既保护了教师，也呵护了学生，何乐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