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一本名为《革命军》的著作横空出世。书中深刻揭露了清政府的封建专制，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统地宣传革命，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著作，被当时不少人称之为“今日国民之第一教科书”。

书的作者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他就是邹容，重庆人，时年18岁。

10月30日晚，邹容曾外孙邹小谷来到抗建堂剧场，与《我们的爸爸妈妈们》摄制组一同分享了邹容在东渡日本留学前夕写下的两封家书。

活动结束后，邹小谷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的采访。谈及对邹容的印象，邹小谷直言：邹容甘做“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奉献精神，一百多年来一直影响着邹家后辈。

▲邹小谷。受访者供图

“言志”的家书：16岁少年，把家与国连在了一起

活动分享环节，邹小谷从两封家书的来历讲起——

1901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内忧外患、岌岌可危。

彼时，邹容打算离开重庆东渡求学，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东渡日本留学前夕，他写下了给父亲和兄长的两封家书。

“这两封家书均写于他16岁那年，信中的内容更像是一个心系家国的成年人所作。”邹小谷说，1974年，邹容的后人邹传德、邹传参将家书捐献给重庆市博物馆（今中国三峡博物馆）。

给父亲的那封，是一封“言志”的家书。邹小谷说，邹容生性聪慧，父亲和舅父都希望他经商或考取功名，传承邹家殷实家业。但深受革命思想影响的邹容，关心的是天下兴亡、百姓疾苦，认为去日本留学可以接触新思想，寻找救国真理。于是，他在信中写下“人人俱畏死，则杀身成仁可无言”，以此明志。同时，他也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感激父母同意他东渡求学。

“真正深入了解邹容，你会发现他当年的所作所为并非热血青年的冲动之举，而是立志变革的必然结果。”邹小谷说，邹容自幼受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感。甲午战争后，他读到《时务报》等维新报刊，成为新思想的热心传播者。他曾为谭嗣同写诗：“赫赫谭君故，湘湖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以此表达自己的志向。

这种志向后来在《革命军》中得到充分体现：“我同胞其欲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也。吾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

“寄情”的家书：孝道与责任，是留给后人的家风

如果说第一封家书主要是“言志”，那么第二封家书则表现出邹容对兄长、家庭的关爱。

邹小谷说，考虑到自己将多年留学在外，家里重担都得由兄长一肩扛起，邹容在信中阐明了对这份辛劳的深切理解，也为自己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表达了歉疚。

“一个在外寻求真理的人，心里始终装着家里的老人，这种对长辈的关爱与家庭责任，和第一封家书里的感恩、尊重是一脉相承的。”邹小谷称，信中饱含重情义、爱家庭的中华传统美德，是邹容留给后人的家训与家风。

邹小谷的母亲邹传德曾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从上世纪90年代起，邹传德还从退休金里省下钱，默默帮扶山区学子。“她总跟我们说，先辈精神不能丢。国家好了，老百姓才会好。”

邹小谷说，母亲为人低调，却一直在传承先祖留下的家风，让后辈知道家里曾经有过怎样的人、做过怎样的事，从而在心里立起一个坐标。

传承家风家教：在平凡岗位上贡献力量

《革命军》一出版，即在当时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从1903年起，《革命军》先后翻印29版，发行100万册以上。

邹小谷说，自己和兄妹们自小听着邹容的故事长大，《革命军》和两封家书读了很多遍，“直到我参与相关文稿的收集、作品的整理，才更加深刻理解了曾祖父甘做‘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奉献精神，也更清楚意识到身处改革发展的新时代，继承先祖遗志的最好方式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努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为邹容烈士的后人，邹小谷坦言，这个身份既带来荣誉，也带来压力。“家里有这么一位先辈，我们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扛起传承这份责任。”他说。

在当天活动的互动环节，邹小谷还寄语青少年“敦品力学，笃行致远”。“家风传承不是复制父辈的人生，是接过他们的精神坐标。”邹小谷说，把先辈的故事讲给今天听，把今天的选择做给未来看，这就是他理解的家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