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入党，我一直牢牢记得要‘为人民服务’！”9月20日，位于南岸区茶园的家中，93岁的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离休干部辛义昌向记者讲述了他的故事。

▲93岁的辛义昌。受访者供图

谈从医：要为群众多做一点事，解除他们的病痛

“放着城市不待，跑去高原地区受苦？”“会不会有人报名呢？”时间回到1954年，当响应建设国家的号召传到辛义昌所在的四川省川东医院（现重医附二院）时，职工们议论纷纷。

“我去！”时年31岁的辛义昌走进院长办公室，主动请缨：“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我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人民服务。”

辛义昌坚毅的个性与他的经历分不开。辛义昌是山东莱阳人，14岁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5岁进入胶东军大任学员，后在胶东后方医院四所、华东干部疗养所、璧山县政府、川东卫生学校等地工作。1952年，辛义昌进入四川省川东医院任医务干事。

从1954年起，辛义昌先后在四川阿坝、红原待了14年。

“初到阿坝，不仅呼吸急促，头也疼，连着半个多月晚上睡觉都困难。但是，我既然来了，就要为群众多做一点事。”辛义昌学着慢慢适应当地的生活，还学会了骑马去巡查各个医疗点，给藏族同胞看病、送药。

阿坝的冬天特别冷，零下十几二十度，风吹到脸上就像刀割一般；骑马到不了的地方就步行，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饿了就吃糌粑，没有蔬菜，他就去挖可以吃的野菜。

“不觉得苦，看着藏族同胞脸上的笑容，仿佛有使不完的劲！”辛义昌说。

谈变化：上世纪80年代起，我市逐步构建现代化急救医疗体系

1981年，辛义昌任重庆市急救站站长。“那时，急救站除了氧气瓶、B超等，设备缺得很哪，更别说ICU了。而且救护车不仅数量少，车况也不太好。”

1983年，时任重庆市第一工人医院（以下简称一工）院长的杨宗瑞从重庆市卫生局（现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得到一个重要信息：意大利政府准备在中国捐建两个急救站，其中，一个定在北京；另一个上海、武汉、南京、广州等城市都在积极争取。

“每个急救站的援助金额达300万美元，那时可是一笔巨款，可以添置多少急救设备呀。”辛义昌说，当时，重庆市急救站想去争取，可急救站场地小，人手不足，竞争力不足；急救站对面的一工拥有一批知名专家，医院却不具备社会公共急救的职能，连争取的资格都没有。

为此，杨宗瑞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将两者合并，创建一个有医院为依托的急救机构。

这个计划很快得以实施，不仅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肯定，也让意大利评估团队眼前一亮。意大利评估团来渝考察原本有2天时间，最后只花了大半天就定板选中了重庆。

“该项目落户重庆，给重庆急救医疗事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辛义昌说，1983年后，意大利援助的救护车、医疗设备等陆续抵达重庆。

“这些车车况好、性能佳，它们加入后，让我们的车队立即焕然一新。”辛义昌笑着说，当时的车管部主任把这些车当宝贝，每天都擦得干干净净。

▲1984年，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旧貌。受访者供图

1987年，一工与市急救站合并为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1988年，市急救医疗中心正式落成投用，这也意味着重庆拉开了构建现代化急救医疗体系的序幕。

▲1986年，急救中心大楼落成。受访者供图

不仅硬件得到极大改善，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医生的技术水平也得到极大提升，“1989年，意大利还派医生过来指导。”辛义昌说，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前院长史若飞恰好接受了Italo医师的指导，Italo告诉史若飞锁骨下静脉通路是救命通路，在此之前国内大多从股静脉和颈静脉穿刺，Italo的教学颠覆了史若飞的传统医学思维。

谈初心：有生之年能为党作贡献是最大的心愿

辛义昌的房间并不大，1.5米的床，堆着小山般高的报纸。“我每天都要看书读报，看看国家有什么新的大政方针。”辛义昌从枕头边拿出《论党的自我修养》《党的二十大文件选编》等书给记者看。

“我是名老党员啰！”辛义昌说，1987年重庆市急救站合并为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后，他负责开展党组织生活、发展新党员等工作。

离休后，辛义昌仍坚持学习。除看书外，他会将用完的药盒拆开，在上面记录学习心得。在老人客厅的茶几上，就用线装订了好几摞。

“有生之年能为党作贡献是我最大的心愿。”辛义昌说。2021年，建党100周年，他交纳了大额党费1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