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基层减负是这些年的一个热门话题，早在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去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让广大基层干部有更多精力抓落实。

为认真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和六届市纪委四次全会精神，探寻基层负担产生的原因，搞清楚基层到底有哪些负担，哪些才是基层真正的负担，从而实现精准施治，治出成效，《党风廉政》杂志与相关区县同志深入乡村、街道和社区，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形成了专题文章，以资为广大党员干部正确认识基层、了解和理解基层、服务基层、改进作风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剪不断理还乱的基层负担

说起基层负担，不少基层干部都有说不完的话题。有思考、有建议，也有故事。

一个人的专场

2024年夏天，对于大多数重庆人来讲，都是一种别样的感受，40多度的连晴高温，烤去了大地的温柔，烤褪了街头的葱绿。主城区的许多老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选择，到清凉的地方避暑，街头难见老年人的身影。但与这种景象有所不同的是，在固定时日，总有那么几顶账蓬，如同这夏天的树叶枝头，“耷拉”在一些小区和社区的公共区域，时不时有“白大褂”和社区干部笑容可掬、态度和蔼地拿起电话。好奇的市民一问，才知道这是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方便老年人免费体检设的点。小张是该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据她讲，来体检的老年人很少，第一次，经过动员，好不容易来了三个，第二次来了一个，第三次一个都没有。“小张们”抱怨，这么热的天，我们几个人天一亮就开始搭蓬，耗费一天时间就为了一个人，有没有这个必要？如果因为体检，让老人中了暑算谁的责任？不过好在老年人没中暑，但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倒是有人中暑了。

65页的目标考核

考核指标又到了。社区王书记翻了翻街道下发的考核通知，共65页。不知道是什么心情，王书记只是说了句“还好，比去年少了两页”。据王书记讲，街道每年对社区的考核指标很详细，也很具体，但凡区里有的部门，都对应有考核指标，基本是一个部门一个大类，大类里面套小类，小类里面又套小项，各个小项分值是多少，什么情况加多少分，扣多少分，都很详细。“看指标是个技术活，没有一定的造诣，不但记不住，有时看起来都费劲”“关键是附着在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的事项，想想都令人头痛”。王书记无奈，街道领导也有苦衷：这些都是区级部门安排的工作，指标也小差大不差，街道只不过是抓好“落实”，有些工作还进行了简化。想一想，街道也不容易！王书记一脸苦笑。

八十岁，只是创业的起点

李大爷今年80岁了，想不到一辈子没有做过买卖的他人到晚年能当上“老板”。要说这事也是因为托不开情面，社区的“娃娃们”这么照顾自己，平时像儿女一样嘘寒问暖，他们有困难，不伸把手心里说啥也过意不去。当社区提出，看能不能以他的名义去办个营业执照，帮助他们完成新增市场主体指标时，他尽管不是很愿意，但还是答应了。“这事我没敢告诉儿孙们，我怕他们不答应，他们顾虑多，我不怕，即使有啥问题别人也不能把我咋样”。

以上几个故事虽有些极端，但也颇能说明问题，个别基层负担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一些基层干部看来，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事项过多。以村和社区为例，尽管村居两委都属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在实际工作中，村居两委俨然成了一级行政主体。

“上级党委政府有的工作，村里基本都有，上级没有的，村里还有”，这是某村支书对自己工作的定位。“农村工作杂而无序，除了党的建设、宣传工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别是移风易俗工作，调解矛盾纠纷，发展本村的公共和公益事业，乡村振兴产业等等，还要根据上级安排做好民政、社保、医疗健康、农林水利、安全稳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等等，可以说，凡是区县、乡镇有的工作，我们基本都要承接，俨然一个小政府。你看我们党群服务中心放的那些资料，十几个柜子，两百多个盒子，全是工作资料。我们就四五个人，如何承接得住，只有捡重点，但这势必造成顾此失彼，检查出来又是问题”。“对于村里的工作，可能在上级的眼里就是一个点，但到村里就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比如，河长，每月每条河巡四次，一条河短则两三公里，长则七八公里，全部要走到；涨水后山上冲下来的各种残枝败叶、竹子树木以及白色垃圾要组织清理，实际上得村上出钱雇人，有时就只有村干部自己干。还有为留守老人服务。现在农村外出打工人员多，在村年轻人少，农村老人的安全就是我们一项重大的责任。有时在外的儿女打不通电话了，心里着急，我们就要帮着到家里去看，有事情，我们要帮着处理，生病了，我们要帮助送医，没有意外发生，我们也得逐一回复，等等”。

农村是这样，社区的工作照样不轻松。“手机一度被识别为诈骗电话”，某社区张主任自嘲，由于电话拨打太多，他的手机被系统自动识别为诈骗电话并停机。他坦言，社区工作琐碎、繁杂又重复，一头连着上级部门，一头连着千家万户。在上级眼里，社区万能；在群众眼里，社区“包治百病”。我们的干部就像“陀螺”，连轴转。除了正常的组织建设、便民服务、矛盾纠纷调解等工作，社区承接了大量街道和上级部门“下放”的事项，有执法的、检查的、审批的、统计的……，甚至有部门因为错发了养老金都要让社区负责追回。还有诸如基层群众反映的噪音扰民、油烟超标、电焊检查甚至天然气检查，很多上级部门都要社区负责。事项之多，不一而足。

要求过繁。事项多倒也罢了，关键是很多事情要求太过于具体。一名负责村安全和综合治理的村干部告诉笔者，有些要求让人哭笑不得。比如，要求对农村电动车进行摸底统计，除电动车车架号、驾驶人员信息外，竟要求报送其他可能驾驶车辆的家庭人员信息；要求对农村饲养犬只进行摸底，除要求报送所属家庭、狗主人姓名外，狗的大小、品种、花色等也需统计。这些“过细”的工作要求给基层增加了不小的烦恼和工作量。

再比如，在一些社区，上级部门安排布置“一标三实”，需要将住户房屋户型一户一图画出，暂且不论社区人员是否具备画图能力，仅90%以上的入户率就难以实现。还有基层干部反映，仅镇街的安全工作，每天要填报的系统就有十几个，而且有些数据完全没有必要。

“基层工作本是灵活性很强的一项工作，但现在上级可能是对基层工作不放心，设置很多繁杂的程序，凡事要有方案、有计划、有台账，完成这些程序性的工作，占用了基层大量时间”，有基层干部如是说。

压力过大。“基层负担除了工作上的负担，其实还有心理上的负担，这种负担对基层干部的影响更大”，某街道党委书记谈到，在他看来，目前基层干部面临的心理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安全稳定，二是责任追究，三是考核压力，而三者往往是叠加在一起的。

另一位党委书记还谈到，有些工作基层明显缺乏抓手，比如反诈，要求发现1人涉嫌诈骗，就要按照1:5的比例进行摸排，还要求基层对涉案人员进行劝返，基层哪有这个力量？还有一些农村面临的特有安全问题，让基层干部“压力山大”。比如，现在不少村都有一些年久失修、无人居住也无人管理的老房子，本人不愿意整修，也不愿意拆除，即便村和镇里出钱帮他拆也不愿意。但安全责任在村里，真是一天到晚提心吊胆。

“基层的安全工作要人努力、天帮忙、运气好”“不确定因素太多，出不出事就如同开盲盒”，一乡镇综治办的同志很是感慨。

效果欠佳。劳而无“功”是许多村居干部的共同感受，“农村工作忙而乱，关键是还没有成就感”“我们只知道自己一天到晚都在忙，但不知道在忙什么”“不仅群众不认可，有时连自己都不认可自己”，这是笔者一位当村支书的同学最大的感慨。不少村居干部反映，许多工作花了大量精力，但效果差强人意，一些工作群众不认可，也不理解。工作没有自主性，更没有创造性，缺乏内生动力的工作会使人感到疲惫。

有村居干部谈到，其实基层有不少群众期盼的事情需要做，比如，群众期盼的硬化油化公路、便民道路、公用照明设备、垃圾池的建设等等，往往因为没有“专项资金”或因无用地指标而“胎死腹中”。

当然，基层负担的表现是复杂的。很多时候，基层负担重是一种感受和感觉，很难用量化的标准来衡量。基层工作严格来说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基层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只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基层的具体职责有时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成份。即使是工作经验丰富，对基层理解较深的“资深”基层干部也不能很准确地说出基层负担重在哪里，哪些事项是负担。“剪不断，理还乱”不失为对基层负担的一种形象概括。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标准，笔者认为：

凡是让基层只有干活的责任，没有处理问题的权力就是负担。比如，一些部门让乡镇和村社承接的消防、食品、药品安全检查。职权法定，权责一致。基层干部没有执法权限，而且也不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和资质，如何执法？

不考虑实际效果，一刀切式的走过场；多数群众不支持，实际工作没需要，强行推进就是负担。比如，农村产业发展，政府部门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市场信息，指导农业生产，在条件成熟时引导规模化种养殖，形成规模效应品牌效应，但一些地方以考核手段，要求基层“一窝蜂”搞发展，导致供大于求，伤害群众利益。

标新立异，到基层搞“实验田”；为了迎接检查、观摩、调研、打造“特色”“亮点”等工作，强行要求基层将本部门业务范围的工作提高到不应有的地位，打乱基层正常工作秩序，就是负担。

当然，对基层负担也要一分为二地看，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基层社会治理更加规范、精细和高效是必然趋势，不能只要谈到工作重，任务繁杂就认为是负担，并以基层减负为借口，不认真履行责任。一些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比如，数字化建设中的一些基础数据的收集、整理、填报和统计工作，一些关系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群众支持、期盼的工作，即使法律和上级没有明文要求，任务再重，也要全身心投入。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笔者在调研中有人反映，有的村居干部以三张清单没有基层管理建筑垃圾的要求为由，任由一些建筑单位在本村的土地上倾倒建筑垃圾，村民很有意见。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借口还是“借机”（借此机会捞取好处）。建设美丽乡村是每个村民的权利也是应尽的义务，作为村居干部，不管相关职责是否明确，对于关系本村居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事项，都是自己应尽的责任。

负担何来

基层减负，要客观全面地看问题。在一些村和社区，由于村社干部的待遇低，工作繁杂，一些真正有能力的人不愿从事此项工作，确实存在因村社干部自身能力不足导致的问题，但个别上级机关的工作方式、工作方法及工作作风，特别是由主观主义导致的官僚主义，不顾基层的实际和承受能力，工作安排过满，过份追求完美等也都是致使基层负担过重的原因。

老“机关”眼中的基层负担

“基层负担之重，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老陈是某党政机关的一名资深工作人员，在他看来，某些机关一些不科学的决策和运行方式，是产生基层负担的一个重要原因。老陈认为，对上汇报、对下指导、对内协调是机关的主要职责，但现在个别机关干部习惯于对上服从领导指示，没有充分发挥好参谋和助手作用；对下发号施令，没有发挥好指导和帮助作用。一些机关的性质是群团性的，没有行政职能，但也下“行政”命令。一些机关人员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衙门”，从下级“衙门”到上级“衙门”，从此“衙门”到彼“衙门”，从没有真正在基层工作过，不懂基层；有的机关干部尽管也下基层，但难以深入群众，真正站到基层的角度思考和看待问题，容易犯主观主义错误，而主观主义是官僚主义的“孪生兄弟”。一些干部和部门政绩观错位，搞决策定措施不是为了促进事业发展，而是为了自己的工作好干，为了年终总结好写，为了在部门和领导跟前争得好印象、好“成绩”。有的理想主义，工作过分强调精细化，搞繁琐哲学；有的存在本位主义思想，机关与机关、部门与部门之间缺乏统筹协调，工作中各吹各的号，各强调各的重要，导致政出多门，扎堆、重复安排部署工作；有的长期忙于事务性工作，无睱深入思考和搞调查研究，决策脱离实际，到基层不能指导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甚至找不准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给基层增加了不少困扰和负担。

老陈的看法，也是一些区县机关和基层干部的共同感受，不少基层干部认为，表现与表演、折腾与躺平、反复与繁复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为基层减负，必须从体制机制入手，找准基层负担的表现及形成原因。有几种现象值得重视。

“齐抓”实则是“共压”

有些工作多头部署，有基层干部反映，个别单项工作，多达六个甚至七八个部门在安排部署工作。有的要求很具体，每天要打一下电话，每月要实地调查了解。一项工作，多条线下达，每个部门都要资料，要台账，要情况，要数据，加重基层负担。还有就是工作检查，同一个地方，同一项工作多次检查、重复检查。特别是省市以上机关进行的检查、督查、考核和验收事项，就更为麻烦，先是乡镇街道或村社区进行充分准备，区县、地市进行反复检查，省级机关进行预检复检，再到最后的正式检查。如果有变化，情况就更为复杂，说好的五月份，结果没来，又重新走一道程序，六月份没来，再走一道程序，有时基层可能应付一次检查要花几个月甚至半年以上的时间，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亮点”实则是“表演”

以点带面是我党的一项基本工作方法，点上试验，面上推广，总结经验，少走弯路。但个别机关和部门却乐于打造“盆景”，目的是给上级看。一些部门抓工作，不从基层实际出发，不追求实实在在的成效，只为上级有看头，工作有“亮点”，刻意打造“盆景”或“样板”。例如，一些地方、单位为了迎接上级的考察，往往选取一些区位条件好、发展基础好、资源禀赋好的地方，集中力量重点打造“样板工程”，接受一级又一级的检查、考察和观摩，保证“面子”好看。在一些地方，乡乡有“经验”，村村有“阵地”，而为了这些所谓的样板和亮点，基层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些物力和财力尽管是上级从自身的事业经费中“挤”出来的，但在助这一方的同时必定挤占另一方，影响整个事业的发展。况且这些“盆景”中看不中用，离开上级或本身花大价钱打造的土壤就无法生存，徒增基层负担。

“最快”实则是“表态”

一些地方出现突发重大安全事件后，相关领导和部门高调表态，随即全面部署，全面排查，要求举一反三，系统整改。正所谓“一人生病全体吃药”，加重基层负担。比如，有的地方发生青少年学生跳楼事件后，立即要求全区全县所有学生宿舍全面封窗，过几天有学校发生火灾，又要求所有学校立即拆除防护网，“确保遇到类似情况可以及时逃生”。当然，有些排查和整改是必要的，但没有必要一刀切。有些大排查大整治，看起来轰轰烈烈，实则收效甚微，同时，还极易催生“推责避责”的工作方式，滋生形式主义。把该开的会开了，该印发的文件印发了，该制定的台账制定了，该填报的表格填报了就万事大吉，实际上切实可用的措施屈指可数。这种表态式的工作不仅浪费了基层大量时间和精力，还使得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被忽视。

负担何害

基层负担重造成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一些基层干部反映，在某些领域某些时段工作过多过急，很容易让基层干部出现“越干越怕”“越干越累”“越干越浮”的迷茫与困境。

助长形式主义“歪风”

基层负担过重，容易催生华而不实、避实就虚等形式主义“歪风”，助长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虚报浮夸的风气。比如，少数镇村在对付上级部门有关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政策过程中，只求“交差”，弄虚作假。据笔者一位在外省当村支书的朋友讲，他们县有的村为了完成当年“非粮化”整治目标，将水塘放干后栽谷桩，然后拍照上传，以此蒙混过关，后被通报；有的村在放干的水塘中栽荷叶，照相上传说是发展的莲藕产业；他们村则栽成品蔬菜，从蔬菜种植户或企业连根带叶买来即将上市的蔬菜栽到地里，拍照上传后再拔出栽到下一块地里，以此循环，目的是既应付上级考核还“节约资金”。

有基层干部不无忧虑：重压之下，对付与应付成了一些基层单位“完成工作”的不二法宝。软指标应付，你要什么数据我给什么数据，要什么结果我给什么结果，助长了不少“数字形式主义”“文字形式主义”；而对一些硬指标则对付，如为完成年年“新增”的市场主体和新增就业指标，一些基层组织动起了歪脑筋，采取技术操作，先注销后办理来“新增”市场主体，或者动员一些亲戚朋友和熟人充当新增就业人员。

影响基层工作落实

基层工作有时太多太重，一些突发性工作按照正常流程往往“做不完”“做不好”，个别基层工作人员要么就以形式主义对付，要么干脆“躺平”。有的基层干部信奉“没事就是本事，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工作追求“点上看得，面上吹得，年终有个好总结”，造成工作流于形式。

上级当“指挥家”，基层就当“技术员”，走技术路线。某镇雇了十几个临聘人员，基本都是从事各种报表、资料上传等工作。“既然工作都做不完，为啥不交出去”，既能少干活，还能找人“负责”，出了问题也有退路。还有的认为，工作这么多，我干与不干都没有多大影响，干脆少干或不干。最近网上诟病的“侧卧式干部”“官油子”“小油条”颇能说明问题。

败坏党和政府形象

基层是离群众最近的一级组织，群众看党和政府，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基层干部的形象和作风。那些不顾实际，不顾基层承受能力，甚至是“劳民伤财”的行为和做法，不仅影响基层干部的形象，而且降低党组织的凝聚力、政府的公信力，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党委和政府的形象。

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是我们党最为重要的执政基础，也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关键。要让基层抽出身来，做好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以自身良好的形象展示党的形象，政府的形象。各级的政策要贴近基层实际，让群众有获得感，得到群众的广泛认同。

疏远党群干群关系

某街道工作人员反映，十八大后，基层干部的作风一度有了明显改善，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但近来，由于少数基层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出现偏差，加之基层负担过重，使干部陷入应付各种会议、文件、表格的“怪圈”，无力从事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导致党群干群关系有疏远的倾向，个别基层干部“眼睛向上”，脱离群众。

有群众埋怨现在的基层干部坐在空调房里吹空调，既领“工资”又清闲。这当然是误解，但“整天看不到基层干部，上级的干部下基层也少，即使下来也是来时一个车去时一溜烟，群众有时甚至不知道上级来过”也是真实存在的现象。

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党的优良作风，是我党的传家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决定事业兴衰成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根本的原因是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基层干部身处服务联系群众的第一线，密切联系群众是最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基层减负不仅仅是减负的问题，更是巩固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问题。如何真正让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时间、有精力、有心情、有能力做好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是当前基层减负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

负担何治

基层减负关键在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机关为基层减负的关键又在于政绩观。只有树立了正确的政绩观，基层减负才会有可靠的思想和组织保障。

要尊重基层治理的客观规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有其必然性。基层治理有基层治理的规律，基层治理最根本的是要充分发挥群众自治性组织的作用，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某老党员根据自己几十年的工作体会认为，搞好基层工作，首要的就是要尊重基层，相信基层。“基层工作其实不需要发那么多的文，开那么多的会，搞那么复杂的督查检查和考核。基层干部特别是村干部，其实都有基本的觉悟，大家生于斯长于斯，相对于其它层级的干部，他们更重视自己的口碑，谁不想在当地群众中得到一个好名声？”“以前，上级对基层特别是村居的考核较少，但工作照样抓得有声有色。客观地讲，以前的工作任务也不轻松，难度更大。以前要催粮催款，‘三提五统’，村民还需要投工投劳，自带工具、口粮修桥补路、平塘建库、兴修水利设施等等。”“群众路线才是搞好基层工作的关键。”

现在社会发展的情况有所变化，不能完全用当年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但有些东西是不变的。要充分相信基层，尊重基层，凡是涉及基层的各种安排和部署，多征求基层意见建议，多从基层的实际情况去考虑，坚决避免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

要克服理想化和简单化倾向，避免极致完美主义。“追求完美，臻于至善”本是工匠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是科研、学术、艺术、技术等方面应极力追求的。但放在社会管理、推进工作上却有诸多不适宜的地方。科学艺术等研究趋于“静态”，但社会趋于“动态”，制定政策、措施必须基于调研基础之上，目的是要解决某一方面问题或推进某一方面工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由于工作对象本身就是变化的，有的甚至还会因政策的执行而出现新的变化，这个时候就需要对对象进行再调研、再研究，从而支撑政策的再调整、再优化，何况社会本身就是在不停变化着的，所以在社会治理上极致完美主义或许并不适合，反而政策的螺旋式迭代升级更为科学。这与社会发展呈螺旋式上升是一致的。目前，有的部门做工作存在理想化倾向，有些工作不切合实际，力图“毕其功于一役”，丝毫不留余地；有的将“顶格管理”滥用，凡事追求“最全事项、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快速度”；还有的习惯不计成本地推进某项工作，或对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紧抓不放，结果“花了大价钱做了无用功”。

要避免急于求成。有的部门安排部署工作，今天部署，明天就要经验、亮点和成绩；有的安排部署工作急，不给基层留足贯彻落实的时间；有的急于实现既定目标，急于出成绩、出成果，逼着基层搞出一些拔苗助长的事情，往往把一些很好的惠民政策搞成了基层的负担。很多事情不管你说得多好，关键是要看结果，群众对一些政策有一个认识过程，是好政策不用去做太多的群众工作，群众也会积极参与。如果急于求成，反而会坏事。

要坚持正确的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

机关是司令部，战略规划要科学合理。首先，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正确。实践中，具体从事某项工作的人员，思想容易陷入误区。比如，搞宣传的同志往往希望下级单位多写稿、多投稿，多为自己提供新闻素材。这本是一种积极工作的表现，但如果过分看重上稿数量而非宣传质效，推进工作时带上某种功利倾向，宣传就会变味。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委政府在相关工作上的安排和部署，传播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提高党员干部及相关群众的认识，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有些机关的宣传部门喜欢以活动为牵引，觉得有声势、有领导肯定就是工作成绩。如果仅仅把工作停留在这方面，就会大大增加基层负担，而且会失去应有的意义。

机关人员要坚持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树立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意识，不能“拿起指挥棒就是指挥家”，只管发号施令，不顾基层的承受能力。上级机关在部署工作内容时，必须紧紧围绕党的事业发展、基层主责主业来确定，就算是探索创新，搞各种试点工作、培养典型、发现亮点，也要考虑实际效果，不能过于泛滥。如何在决策机制上避免“拍脑袋”决策也是重要方面，上级机关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调查研究、集体讨论、征求基层意见建议，避免随意性。

要克服部门本位主义

部门本位主义是导致基层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有的部门眼中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心中无大局，恨不得将基层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都集中起来干自己部门的工作。如果各个部门都这样部署安排工作，基层根本无法承接，挡不住来自上级机关的官僚主义任务，基层执行过程中就会异化为形式主义应付。部门本位主义还会造成工作碎片化，各基层无法按照主次、轻重和缓急来安排部署工作，各项工作不能同向发力，有时还会造成力量分散，正负抵消。

克服部门本位主义，首先要站在全局的高度，以大局的眼光思考、看待问题，找准自身定位，充分考虑当前工作推进力度、进度是否合适，是否必要？其次要加强统筹协调，要做好机关与机关之间的统筹协调，避免政策相互“打架”，多重部署，同时机关内部的各个部门之间更要加强统筹协调。向基层要数据、要报表、要报告、要材料避免重复、繁琐，尽量简化，能有事才报的就不要搞零报告，能一次性报的就不要搞多次报送，能通过大数据技术实现共享的就不要多头报送或不报送，一些不切实际的“神仙数据”干脆就取消，如果确需掌握情况可以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没必要全面统计为基层增添负担。第三，要把好政策出口关。出台的每一项政策和工作要求，都要做好评估。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充分考虑政策的适用性、兼容性，考虑基层的实际。

要克服繁琐哲学

基层负担重，要求繁琐是一个重要方面。实际上繁琐哲学不仅给基层带来困扰，也捆绑了机关的手脚，加重机关干部负担。很多时候，机关干部不是不愿意了解基层，而是自己也被许多“规范化”“正规化”要求所困，成为“套中人”。规范化要求本无可厚非，但实践中却很容易异化为繁琐哲学，有的工作惯例逐步变为陋习。无稿不成会，七八人的座谈会也要主持词、议程、发言材料、座位牌，文牍主义严重。机关内设机构无论大小，每年都要有工作要点、计划、总结，各种专项工作都要形成材料，机关干部戏称为“纸上雕花”。内部文件流转程序更是繁琐，层层把关变成了层层过关，就算只修改一个词语都要求清稿后再送审，有的办公地点离领导太远，好不容易一个领导签完，回去清稿后再来，另一个领导又走了，“一个材料起草半天，可能送签就要三天”。在机关大院，一些干部挑灯夜战成常态，甚至“决战到天明”。机关干部忙于、困于、惑于、醉心于繁琐哲学，本来对基层就缺乏了解，就更没有时间开展调查研究、学习思考。

基层要减负，机关也要减负。要克服内部的繁琐哲学，让机关干部有更多的时间静下心来思考，避免不切实际地安排部署工作，避免工作的盲目性。要简化机关内部的工作流程，避免机关干部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程序流转上，耗费在事务性工作上。要正确看待规范化的问题，该简化的要简化，特别要克服凡事都要材料的文牍主义。科室内部的工作总结完全没必要穿靴戴帽，搞成长篇大论，向领导汇报工作能口头汇报的就不用形成文字材料，仅仅在内部流转的文件完全可以简化程序，充分运用数字化系统以电子文件流转为主要渠道，领导确需了解相关情况再通知起草同志汇报，节省时间节约精力。

克服繁琐哲学，把机关干部从许多无谓的事务中解放出来，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了解基层、服务基层。要加强学习，加强调查研究，提高服务基层的能力、素质和水平。调查研究并不是要组队经常往基层跑，在各种场合与基层干部交谈、通过电话了解情况、与群众交朋友，都是了解基层、学习思考的过程。只有提高了自身的能力素质，在指导基层工作的时候，才能够一语中的，真正为基层解决实际问题。

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考评机制

从职能职责的科学划分来讲，基层属于执行的最底层面，上级机关对基层的指导、帮助更多的应当是对大的方向原则、根本目标、主要任务的把握，但实践中往往上级机关对基层工作的考核指标过于精细，纠缠细枝末节，反而增加了负担，限制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如《杨尚昆回忆录》中描述，革命战争时期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教条主义指挥过于集权，不给前方指挥员一点儿机断权，每个连队、每门迫击炮甚至机关枪的位置，都在作战图上规定，彭德怀等前方指挥员只能机械执行，这样的“瞎指挥”最终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上级部门在考核指标的制定中，要讲求科学合理，注重工作的实际效果，注重简便易行。为了避免考核加重基层负担的问题，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精简优化基层考核的通知中明确，各级各部门要对组织开展的各类考核，特别是延伸到乡镇（街道）、村（社区）等单位的考核事项进行全面清理，精简优化考核指标，不层层加码，不搞“千分制”“双千分制”等繁琐考核。当然，基层减负也要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减负是要将基层不应该做的工作减下来，但应尽之责，应该做的工作一定要做好，特别是服务群众的工作，更是重中之重。

（罗建明统稿，魏厚强、柯琳、王雪飞、余渝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