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的重要性，再次得到强调。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部署了5方面23项重点任务，提出要构建覆盖各类主体、制度规则统一、共建共享共用的社会信用体系。

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与以往的信用体系建设有何不同？信用能在哪些领域发挥功用？今天，咱们不妨提笔“讲信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重庆瞭望截图

要理解《意见》，就要先找到信用在当下社会中的意义。

时下，信用牵连着千行百业的发展，影响着亿万国民的生产生活预期，是一种需要保障的社会资产。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兹事体大。

那么，为何在此时发布《意见》？

有矛盾要解决。一直以来，信用体系在各领域的建设不平衡不充分，生产安全事故、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商业欺诈、学术不端等公共信任危机时有发生。

此外，当下经济社会运行承压，面对不少难点、堵点、痛点，市场中的短期逐利行为和行业间内卷式竞争苗头显现，要遏制这些现象，也需要回到信用这一基本点，重申原则，给出答案。

有机遇要抓住。成熟的市场经济，需要完善的诚信体系。当前不少地区都在着力打造营商环境，而我国也正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这都需要健全高效的社会信用体系，不断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发展质效。

与此同时，信用体系建设本身也恰逢其时。以往的信用往往归集于单一维度的“信用评分”，但眼下，各地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能够让信用信息走向量化管理，支撑多维度的社会信任生态构建，让信用在更多领域变得管用且好用，进一步释放信用红利。

▲4月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有关情况。记者 李鑫 摄/新华社

信用的重要性，无需赘言。更该关注的问题是，为何在既往的一些社会实践中，信用“难用”甚至“无用”，反成拖累发展的“绊脚石”？

信用体系建设标准不一。

目前，围绕信用体系建设管理，尚缺乏足够完善的上位法，这导致区域间乃至区域内的不同部门间，存在管理系统冲突、条块分割、政策抵牾等问题。

如，在制度设计上，许多城市立足本地发布了社会信用条例，但有的较为细化，有的仅有原则性规定，为区域间的经济往来埋下信用认定风险。又如，信用信息披露不规范，大数据滥用情况仍然突出，部分企业并不存在客观的信用缺陷，却因曾经的涉诉信息，被第三方平台归于“风险企业”，这样的认定标准还被一些地方在招投标工作中简单采纳，企业有信竟也“寸步难行”。

更要警惕，一些地方利用信用标准“违规操作”：或假借信用评价、信用管理之名变相设置市场准入门槛，或在招商引资、项目合作中不履约，产生地方保护主义、政府失信等现象。

重信用惩戒，而轻信用规范。

一些地方信用体系建设走偏，逾越边界甚至侵犯公民权利。

前几年，就有地方在推行“信用分”制度时，宣称不交物业费、走路闯红灯就要影响信贷，在规则制定时任性妄为；一些地方零星出现“父母失信，连带子女”，形同“连坐”；也有地方曾自作主张，将信用评估与入学、就业、社会救助等挂钩，被媒体评价“信用惩戒近乎‘草木皆兵’”。

北京大学一项研究也显示，当下的惩戒措施过于关注有没有失信行为，却忽略了失信责任的多与少，一些失信惩戒忽略比例原则，不够科学、公平。

而与惩戒过多过重相对的，是信用规范和信用激励措施的应用范围窄、数量稀少，导致有的领域“守信吃亏、失信得利”大行其道，行业潜规则从中滋生。

信用修复难，压抑市场活力。

今年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透露了一组数据：1627万被执行人因信用惩戒主动履行义务，但仍有850万市场主体困在失信名单中。这折射出当下信用修复仍存有堵点。

如，失信企业复信难‌。尤其一些破产重整企业和小微企业，虽拥有行业内稀缺资质，具备增信价值，却因信用修复慢、周期长，而影响融资贷款、招标采购、资质认定、行政审批，久而久之，再次陷入经营困境。

当下也不乏一家企业失信，牵扯多家企业失信的案例，这些非主观恶意的失信群体，信用修复需求更强烈，但体系化的帮扶措施尚未形成。

更要看到，信用修复方式不清晰、流程不畅通，也会形成不良信号，导致更多正常经营的企业主动减产降杠杆，压抑市场活力，带来供应链风险。

实际上，对于上述问题，《意见》已有方向性部署：将深化政务信用建设放在第一条，明确要健全政府诚信履约机制；提出完善统一的信用修复制度；还设置“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章节，将“激励”置于“惩戒”之前，展示出柔性化的制度考量。如何把相关部署转化为具体实践，值得关注。

▲《意见》提出，依法依规合理确定惩戒范围和力度。/央视新闻

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不仅关乎今天的社会预期，更关系着明天的社会发展。为此，有更多思考值得深化。

守住底线，以制度化建设，让信用体系更可信。

建设信用体系，同样需要理顺“管得住”与“放得活”的关系。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能走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道德困境，而是要通过制度化，让信用更可见、可及、可用。同时，制度涉及权力，各地不能不作为，更不能大包大揽乱作为，要认识到，信用体系制度化的过程，也考验着政府在民众心中的信用额度，怎么管、管到哪，都要认真考量。

也要注重法规间的灵活衔接。比如，可将信用体系建设与正在审议的《民营经济促进法》等一体考虑，针对企业融资难等问题，探索动态信用评估、“信用代证”、信用分层分级修复等机制，解决更多发展卡点。

开发支线，让信用建设与社会需要双向共鸣。

信用能有多大用，仰赖因地制宜的主动思考。比如，近些年来，二手交易、家务互助、同城宠物寄养、互助养老“时间银行”等共享经济，就是信用主导的新业态，如果针对性出台行业制度，便能有效解决当下市场中的供需错配问题，盘活更多资源。

着眼具体城市，重庆也可经由信用体系建设，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可在医疗、托育、养老、家政、旅游、购物、出行等民生关切领域实施“信用+”工程，开拓信用服务市场；也可在成渝双城信用租房共享、“信用就医”跨省互认等方面作细化部署，实现跨区域失信惩戒与跨区域守信激励上的双轮驱动。

锚定上限，信用体系建设不能自说自话。

信用体系建设不是孤立的，它塑造着一种社会共识，也将形成一种国家文化。

尤其是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成为发展需要的当下，许多中国企业出海，会面临文化壁垒，存在“水土不服”，更需要信用来弥合鸿沟。要在更高标准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让诚实守信不仅成为我们心中的道德准则，更成为行动上的处事原则，更大范围服务中国各领域的高质量发展。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道阻且长，行则将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