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证监会批复同意在重庆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私募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基金份额转让试点。
简单来说,这项试点业务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向合格投资者转让基金份额,本质上是给私募创投基金新增一条退出通道。我国自2020年12月起,陆续在北京、上海、浙江、安徽等东中部地区7省市开展此项试点。
此次重庆获批,不仅填补了西部地区试点空白,也为全市创投生态补上了“募投管退”链条最后一块短板。

▲渝中区,山城夜景。记者 李雨恒 摄
亟需破解创投“退出难”
新兴产业要“起飞”,创投就是“燃料”。
近年来,重庆一手抓“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一手推动股权创投基金行业发展,打造西部股权投资基金发展高地,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和资本链有机融合。“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以资本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早已在重庆成为市场共识。
重庆盈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光大观察到,近年来重庆母基金架构逐步健全,政府引导基金、国有资本和市场化资本协同发展,资本集聚能力持续增强。截至2026年8月末,全市共有私募基金管理人128家,管理基金543只,管理规模近1800亿元;截至2026年6月末,全市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累计投资高新技术和初创科技企业886个,投资金额474.3亿元,重点投向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空天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
“这表明,重庆创投发展已见实效,正在从‘集聚资本’走向‘服务产业’。”于光大说。
但与此同时,结构性短板也扎眼。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廖成林总结为:私募创投行业长期存在“募、投、管强,退出渠道不畅”,机构退出基本依赖企业IPO。可企业上市周期长、不确定性高,很多企业排队多年仍难登陆资本市场,大量存量资金只能沉淀,转不起来。
退出难,影响大:全市资金池不小,但创投“活水”却不足、循环不畅,本地初创期企业、早期项目对市内外创投机构的吸引力不大;基金到期无退出通道,只能强制企业回购,一些优质实体企业被拖得经营承压;本地资本不敢投、不愿投、接续乏力现象持续存在,导致优质企业成长起来后容易外流。
廖成林举了一个例子:前些年,重庆某初创期科技型企业拿到本地数千万元天使投资后快速成长,但后续20多亿元大额融资中,80%以上来自南方地区。最终,企业总部随资本迁出重庆。
“面对这些现实痛点,重庆迫切需要全面打通创投机构退出渠道。”廖成林指出。
一场及时雨
重庆获得试点资格,无异于一场及时雨。
廖成林认为:“这项试点不是普通业务试点,而是国家授予重庆的重要金融基础设施资质,意味着重庆拿到的是稀缺的制度授权、牌照优势。”
在他看来,这项试点将从根本上补齐重庆创投“募投管退”链条最后一块短板,形成完整的资本循环闭环。核心价值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有效缓解私募基金到期后无退出通道给企业带来的回购、清算压力,为实体企业松绑减负。
其二,让“纸面权益”变“真金白银”。原本不能流通的私募基金份额,可变成可估值、可质押、可流转的有效资产,从而大幅提升GP(普通合伙人)、LP(有限合伙人)的流动性管理能力,激活存量资金。比如,2021年12月投运的上海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平台,到今年4月底已累计上线195单基金份额(含组合)、成交169单,交易总金额超345亿元,有效激活了地方资本、优化了创投生态。
其三,给创投机构“壮胆”。退出通道打通后,将吸引更多本地、外地资本敢于布局重庆早期项目和优质苗子。
其四,让国有资本“转起来”。沉淀在私募基金股权中的国有投资平台资金、财政资金,可转化为可流转、可循环、可再投资的资本金。这能够进一步提升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实现财政资金循环增值。
“评价一个地方的创投,不能只看募了多少、投了多少,更要看资本有没有进入产业、企业有没有得到成长、投资有没有形成良性循环。”重庆盈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光大进一步补充:基金的生命周期包括募、投、管、退。退出不畅,老基金难以收场,LP资金无法回流,新基金募资也会受到影响。退出不是投资的终点,而是下一轮投资的起点。
他分析,此项试点能让基金管理更主动,到期资产可依法转让或由接续基金承接,避免优质企业因基金到期强制退出而陷入困境。同时,通过登记、托管和交易记录形成市场参照,也可解决基金份额转让中“价格怎么定、程序怎么走”的难题。
更深一层看,试点还有助于重庆提升城市能级和西部金融中心建设水平。
“借力试点,重庆有望从资本集聚地进一步走向资产配置地,吸引更多西部地区的基金份额、专业买方和服务机构集聚。”于光大判断。
廖成林则表示,过去,投资机构在西部地区投资项目后,如需转让基金份额,往往要前往上海、北京等先行试点地区办理。重庆落地这项试点后,将成为西部首个私募基金份额登记、流转与定价中心,扭转西部资本要素外流局面,进而夯实西部金融中心、经济枢纽地位,打造辐射整个西部的资本要素市场。
抢抓机遇,正视挑战
展望未来,重庆该如何紧抓政策机遇,做好试点?
廖成林认为,首先要清醒看到试点落地的风险和挑战,切忌盲目乐观。
一是估值定价风险。私募基金份额非标属性强,估值定价难。估低了会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估高了又没人接盘。
二是国资交易合规风险。大量国有基金、国资参与的份额转让,涉及国有资产流转,交易边界、流转规则、定价标准都需要精准界定。稍有不慎,就会触碰合规底线。
三是私募基金合规边界风险。试点若把握不好,可能出现变相拆分基金份额、变相公开募集、多层嵌套、合格投资者审核不严等问题,带来合规漏洞和监管风险。
四是人才短板带来的挑战。重庆高端金融人才、资本估值人才、私募合规人才储备不足,难以支撑高标准、专业化的基金份额转让市场运营。
“对于这些风险与挑战,重庆如果不事先预判并做好制度设计,试点就容易出现‘有平台、无市场’的问题。”廖成林提醒。
对此,廖成林提出五点对策:政府主动把控估值定价主动权,联合专业评估机构建立官方参考估值体系,把估值定价当成公共金融服务产品,守住合规底线;在现有国资监管、混改政策基础上出台适配国资流转的专项规则,杜绝国资流失;搭建数字化穿透式监管体系,对合格投资者、最终出资人、份额拆分、信息披露等实行全流程穿透式监管;联动高校、人社部门、金融机构,定向引进、系统培育私募股权估值、交易、合规、风控专业人才,补齐人才短板;借鉴全国7个先行地省市经验,坚持先试点培育、再规模推广,不要急于求成。
于光大也建议,试点初期重庆不宜单纯追求规模,应先做成几笔结构清晰、定价合理、程序规范的交易,把流程和信用建立起来。同时,还要加快培育S基金、并购基金等买方力量,完善国资审批、估值定价、税务处理等配套机制,推动退出资金重新投向科技创新领域。
“新兴产业普遍研发投入大、成长周期长、轻资产、风险高,仅靠传统信贷难以满足需要,必须有懂产业、能判断、愿陪跑的长期资本。未来,重庆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更加需要创投资本。”于光大强调,获批试点只是起点,后续的成交、定价和信用才是检验成效的标尺。只有真正把资本退出通道打通,吸引长期资本深耕产业,重庆才能形成“投资-成长-退出-再投资”的良性循环,让更多资本投得进、管得好、退得出、愿意再来,持续赋能现代化新重庆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