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碚区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工人在自动化生产线巡查。（本报资料图片）特约摄影 秦廷富

沙坪坝区税务局，工作人员为纳税人介绍办理指南和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本报资料图片）通讯员 李攀 摄

■优惠政策为啥有时看得见却摸不着？《全市民营经济发展专题调研报告》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不同部门、甚至同一部门不同时期出台的政策缺乏协同，或者前后不连贯，没有构成一个健全的完备的体系

■当务之急是对既有的政策进行细化、清理，规范涉企优惠政策，清理过时失效的法规文件，对不合理、不适应，已对民营经济发展产生制约和影响的法规文件，通过甄别，废除一批、完善一批

受重庆市民营经济发展大会精神鼓舞，江川（化名）决定创办一家建筑劳务公司。得益于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他只花了3天时间，就拿到了营业执照。

为优化营商环境，重庆相继制定了一揽子鼓励和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只是其中之一。据市工商联统计，截至目前，重庆出台专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文件超过12个，专项扶持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的政策文件超过36个，其他相关涉企文件超过151个。

仅在企业注册开办方面，重庆就推行了“先证后照”“三十一证合一”“证照分离”等多项改革，企业审批或备案时间大幅缩短。优惠政策助力，创业者积极性高涨。2018年，重庆新登记市场主体41.2万户，创历年新高。

“当老板”容易了，重庆营商环境位列全国前五强

优惠政策，点燃了江川多年来的“老板梦”。

“以前挂靠他人的公司做业务，不合规，同时还需要缴纳管理费，相当于抬高了经营成本。更麻烦的是，由于自己没有独立账户，工程回款要从挂靠公司走，然后再结算给我，周期很长，有时一拖就是几个月，资金压力很大。”江川坦言。

长期受制于人，为啥不自己成立公司？江川说，以前，要拿营业执照，首先得拿到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许可证。办许可证可不是件轻松的事，门槛有点高——需要先建一个团队，管理、技术、普通工种，要样样齐全，并且每个工人都要有执业资质。

重庆在全国率先启动的“先证后照”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让创业者先领取营业执照，把公司开起来，然后再去办理其他手续。

2018年7月，全市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召开后，重庆又推出了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新举措。其中，在投资便利化方面，简化工商业项目审批流程，将审批时限压缩到50个工作日内；将一般社会投资项目从立项到竣工验收全过程审批时间压减至50个工作日以内；实现“三十一证合一”，企业开办审批时间压缩至5个工作日。

“当老板”变容易了！看到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创办公司，江川坐不住了。3个月前，他向市场监管部门提出申请，递交一些简单的资料后，很快就领到了执照。

优惠政策引领，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不仅让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和江川一样实现了“老板梦”，还有力地促进了本地投资、吸引了外来资本，为重庆民营经济发展汇聚更多的生产性资源，规模效应和集群效应进一步显现。

去年底，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显示，重庆和深圳、上海、广州、北京一道，进入全国35个大中城市营商环境前五强。2018年，重庆市民间投资增长12.8%，外商直接投资增长43.8%。在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18年前三季度投资发展趋势监测报告中，重庆新增意向投资额同比增长位列全国前十。

“创新发展步伐加快、创业活力加快释放……”，2018年5月，在对全市24个区县、11个商会和113家企业进行抽样调查后，市工商联在《全市民营经济发展专题调研报告》中这样评价重庆民营经济的整体发展态势。

优惠政策这么多，为啥还有民企获得感不强

尽管如此，但《全市民营经济发展专题调研报告》也指出，依然有一些民营企业反映获得感不强。这是为啥？

以江川为例，有了营业执照后，他发现，要真正开门做生意，并不是那么容易。按照规定，他的公司承接建筑劳务的每一项业务，都要有相应的施工资质。在向主管部门提出办理建筑脚手架安装资质的申请后，他拿到了一份长长的清单，上面要求提供的各类证明材料有近10种，有的事项办理难度还比较大。

“比如，它要求提供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还要有颁证机构开的证明。”江川说，即便能找到有职称的人，也需要他们每个人都往返跑几次路。

后来，江川找到一家中介公司，对方开出的价码是6万元。帮人填一摞表，跑跑腿，就能值这么多钱？中介公司告诉他，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对江川的员工进行培训。但江川并没有固定的员工，他通常都是直接去劳务市场找农民工干活，干完就结账走人，况且这些游走于不同工地的农民工大多是熟手，并不需要额外的培训。

要拿到资质，就得有一支至少25人的固定团队，还要有技能培训的相关书面记录和认证材料。在中介公司的要求下，江川只好以每人每天200元的价格，请了一群平时熟悉的农民工来参加培训。

但一笔更大的成本随之而来——如何证明这些人都是你的员工，光有培训记录不行，必须得有至少3个月的社保缴费证明。每人每月1400多元，总额10万元以上。

江川不得不为这个临时拼凑的团队交上了社保费。至此，各种费用总额已经突破20万元。“这些人以后可能没有一个会在我的工地上干活，钱相当于白交了。我们行业的利润率也就10%左右，相当于我需要接200多万元的业务才能赚回来这笔钱。这还只是一个资质，其他资质不知道还要花好大代价。”江川感觉，现在先办执照后办资质，与以前先办资质后办执照比起来，顺序不同，但并没有带来实际的改变。

江川开办公司所经历的曲折，在民企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市工商联副主席彭光远举例说，按照我市的相关规定，一般投资项目要求50天内办完全部手续，工业项目的审批更是要求缩减到15天以内，但也有一些民营企业向他反映：“有时候需要跑几十个部门，盖几十个章，交几十次费，花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

优惠政策为啥有时看得见却摸不着？

《全市民营经济发展专题调研报告》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不同部门、甚至同一部门不同时期出台的政策缺乏协同，或者前后不连贯，没有构成一个健全的完备的体系。

这主要表现在：有的权放得不配套，涉及多个部门、多个环节的事项，这个部门放了，那个部门没放，或大部分环节放了，但关键环节没放；一些通过改革下放的审批权，因为标准不一，没能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没有实现市、区县、乡镇、村居四级联动，没有完全做到“同一名称、同一类型、同一依据、同一编码”，缺乏可执行性。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企业在不同的区县去办理同样的事项，所需的申请材料、办事流程都不一致，以致于企业每到一地，都需要重新掌握相关行政许可的规定；在一个部门顺畅，但在另一个部门却“卡壳”，降低了获得感，不但没有感受到本应有的便捷，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负担。

例如，由于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没有打通，目前大量审批事项仍然需要现场提交纸质材料，不能实现网上办结，导致企业在网上提交了相关申请，还要拿着纸质件到相关窗口再办理一次申请，以前只需走线下，现在线下线上两头跑，相当于增加了程序。

去年11月1日，在全国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目前，有些政策制定过程中前期调研不够，没有充分听取企业意见，对政策实际影响考虑不周，没有给企业留出必要的适应调整期。有些政策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同向叠加，或者是工作方式简单，导致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作用。

为啥没能形成一个健全的政策扶持体系？

从客观上讲，是这场为优化营商环境而开展的全国性的放管服改革尚在推进中，它本身有一个不断修正和完善的过程。

还是以江川为例，按照目前的行业相关规定，他必须先建立一支固定的团队，然后通过学习获取资质，才能去承揽相应的劳务业务。但是，由于业务的不连续，“有时几年都没有一单生意”，几乎所有的民营劳务公司都不可能养一支固定的队伍，都是接到工程后再组织人力。

这种行业属性，导致不少劳务公司为了获得资质，临时拼凑团队，然后再解散团队，并由此滋生了一个中介行业。记者通过百度，很轻松地找到数家专业办理劳务资质的公司，有的还是全国连锁。

主管部门也有自己的难处。“建筑施工资质有不少涉及到安全，国家有严格规定。一旦出了事故，会对办理流程进行回溯追查，我们可担不了这个责。”重庆建筑行业主管部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

不过，由于行业内人员的高流动性，加强事后监督，随时抽查施工人员个人是否持有资质，比要求劳务公司在创立之初就设立固定团队并获取资质，更有现实意义。

事实上，宽进严出，降低门槛，加强事后监督管理，正是放管服改革的方向。去年11月8日，重庆市政府印发《全面推开“证照分离”改革实施方案》，自当年11月10日起，对国务院确定的第一批106项涉企行政审批事项，在全市范围内分别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准入服务等四种方式实施“证照分离”改革。遗憾的是，建筑劳务行业所涉及到的诸项施工资质，并不在上述106项之列。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也透露，下一步，全国性的“证照分离”改革即将扩围，建筑劳务行业有望被纳入。但这项改革或将从自贸区开始试点，何时扩展到更大范围，目前尚不确定。上述行业主管部门人士表示，要简化劳务资质的审批和办理流程，还得等待上一级主管部门的统一部署，或者更高层面对相关上位法进行修改。

当务之急是对既有的政策进行细化、清理

如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让优惠政策真正看得见摸得着？

从技术手段上讲，在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进一步拓展大数据智能化的应用领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信息共享和办事流程的标准化、规范化，必不可少。

例如，重庆税务机关通过数据打通、流程再造，将营改增一般纳税人10张申报表简化为一张“基础数据表”，实现表间勾稽关系自动计算，填写项目由原来的530项直接减少到91项，精简82.8%，纳税人只需填写基础数据表，系统即可将这其中的数据自动还原成原来的10张表。

在全市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改革示范区北碚，全区范围内的民营经济大数据平台正在构建中。“所有的政策文件都录入到平台上，系统会抓取关键词自动进行比对，如果有冲突，会给予提示。”北碚区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张纯辉介绍。

具体到江川的案例，之所以需要工程师和安全员提供任职证书，并有颁证机构开的证明，是为了防止证件造假。事实上，通过大数据方法，颁证机构把所有的证书都录入信息系统，证书是否造假，一录入序列号即可知道。

从长远看，要实现各个部门的协同，真正从全局出发构建制度体系，根本出路在于改革。正如几年前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一样，重庆可以力争成为某些方面的全国试点，获得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上位法的机会。

就政府机关放管服改革而言，彭光远认为，首先需要完善“三张清单一张网”（即政府部门权力清单、企业投资负面清单、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和政府依托于大数据的管理服务网络）的顶层设计。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强化清单的动态调整机制，及时对部门的行政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进行动态调整，同时对市、区县、乡镇（街道）、村社进行联动调整，统一标准，同步公布，真正做到“清单之外无权力”。

要做到上述顶层设计，当务之急是对既有的政策进行细化、清理，规范涉企优惠政策，清理过时失效的法规文件，对不合理、不适应，已对民营经济发展产生制约和影响的法规文件，通过甄别，废除一批、完善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