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子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这一年，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刚满4岁的我，懵懂中被送进了母亲单位办的临时幼儿园。

因为父亲喜欢看书，潜移默化，我在幼儿园总是认字最快最多的那一个。自然，我常被老师委以重任，当起了“小老师”。

1980年，我在丰都县城仅有的两所小学之一开始了我的小学生活。印象中，我的小学老师们个个都是全能，除了会修补学校损坏的门窗，几乎每个老师都能教几门学科。但老师们似乎又都不那么专业，普通话也是各自的音调，带着“椒盐”味儿和本地重重的口音。

后来才知道，我的老师们大部分不是师范类学校毕业的。他们中有些是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代课教师，有些是只有初中文化的返城知青，有些是“顶班”的学生。但是，每个老师都尽心尽力地教我们。

在那交通不发达、信息闭塞的年代，面对突然辍学的孩子，老师们常常需要三番五次登门拜访，说服家长让孩子继续念书。吃闭门羹，看家长脸色，是常事。

1986年，我小学毕业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每个学生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受法律保护。我的老师们不必再去游说家长。而我，也顺利地开始了初中生活。

初中毕业时，我想报考中等师范学校，成为像我的小学老师那样“全能”的教师。但父母、老师却都劝我不要填报师范，说只有想跳出“农门”的学生、家庭贫困的学生才会去填报师范学校。

不谙世事的我，无奈地放弃了教师梦。高中三年转瞬即逝，填报高考志愿时，即使每个月国家给师范生的生活补贴很高，师范类大学要降几十分录取，但师范类院校通常都被同学们排在了志愿的最后位置。

我的高考成绩本可以报考一个较好的师范大学，可父母、亲戚都说，教师工作辛苦，收入低，社会地位也不高。家人为我选择了他们认为前景可能更好的外语系外贸专业。

我所就读的大学里也有师范班，我内心很羡慕那些可以在师范班读书的学生。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出台，纲要明确提出，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

1995年，国家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九年义务教育作为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

我的教师梦又开始萌动。

大学毕业前，在外资企业实习结束后，公司准备和我签订正式录用合同时，我却犹豫了。心里一个声音在对我说：去吧，去做一名教师。

思想已经独立的我，不再受任何人影响，带着简历，自己找学校去应聘。在一所学校，当我递上含金量不低的自荐书时，校长瞪大了双眼。我试讲和面试后，校长欣喜地说：“我们学校终于有了第一个外语专业毕业的外语老师。”

所有的入职手续，都是校长亲自操办，我的教师梦终于实现了！

没有经过专业的师范训练，我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努力学习。每天和单纯的孩子在一起，我快乐极了。

随着国家对教育越来越重视，教师待遇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教师队伍水平大幅提升。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经过5年左右，教师职业吸引力明显增强，到2035年，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

近年来，教师职业也越来越被大家羡慕和推崇。如今，师范类学校的录取分数线远比同类学校高出数十分，师范生生源质量得到极大改善。

我的教师梦，也伴随着改革开放，生根、发芽、开花。